我们在十月十二日的快讯中探讨了目前的财政收入结构。 该结构显示，从有效税负上看，普通老百姓可能是承担公共支出成本的主要群体。 如果纳税人认为自己负担的份额与其所取得的，相比合理，这还不足以让人担忧。 然而，既然社会上有呼吁缓解税负过重的声音，就意味着有些人不以为然。 这种情绪说明，政策设定者和公众之间应经常保持互动和反馈，需要认真对待。

2011年中国财政预算的公共支出总额约为100,000亿，或GDP的25%。其中约55% 会花费在纳税人能直接受益的项目上，比如教育和社会保障。 正如一般合理的预期，教育和社会保障是两个最为突出的政策范围，获得了最大额度的公共资源分配：教育，占整个预算的14.23%，或GDP的4%；社会保障，占整个预算的10.35%，或GDP的3%。 但是只有5.35% 的总预算支出，或GDP的1.34% 是花费在卫生保健方面，这种分配确实令人有点诧异，因为对收入和积蓄有限又要照顾病人的普通家庭来说，最为苦恼的是医疗花销。请见下面附表1的分析。

为了思考这个问题，让我们拿美国做个比较。 美国2011年的财政预算支出也约占其GDP的25%，其中社会保障约占4.8%，医疗援助占5%。 当然，对直接比较得出的看法，我们还要慎重思考，但这种分配处理的差距清楚地表明，卫生保健显然应该获得更多的政策关注。 观察者可以凭个人经验帮助确认，以上说法是否言之成理。

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25% 的资源分配，这种配置基本合理，但正如上文指出的，某些政策面需要更受关注。 另外，这不仅是分配多寡的问题，政策执行的质量和有效性，可以更直接地决定纳税人对其得益于社会的感受，从而决定他们是否认为自己负担的税负公平合理。

本文虽然着重分析政府的分配作用，尤其是直接得益于普通百姓的服务性支出的资金分配，但我们并不是断言，公众对税负的分担仅仅同政府服务的分配相关，政府还应该在其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尤其是稳定和再分配方面。 另外，本文假定，在教育、社会保险、医疗这些方面，普通百姓这个群体更倾向于依赖于政府服务；其他群体，比如高收入者，他们积蓄多，能力强，期待的可能有所不同，会认为经济环境和制度发展对未来和生活更为重要。

总之，关于税收合理化，我们认为，税负的分担，应该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相匹配。 因此，社会各群体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一致性和差距程度，应决定政府财政收入项目结构的分布形态。 在一个社会里，如果收入差异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，具有累进性质的直接税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而具有累退性质有较广阔税基的间接税，其影响则应该小一些。 这似乎是中国税收走向合理化的方向。